西北根据地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诸多革命根据地中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块根据地（党政军机构健全，并在区域内开展土地革命），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使中国革命从此由胜利走向胜利，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在中共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除了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经济社会落后、土地集中于地主豪绅的社会、地理环境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坚持党的领导，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巩固的关键。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共陕西省委尽管受到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在武装起义中，中共陕西省委强调“一切工作归支部”。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中都建有党的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1930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加强党的政治领导”。1930年9月，刘志丹组建了革命队伍，建立了党的支部；1931年9月，刘志丹建成南梁游击队，也建立了中共支部；1931年10月，闫红彦等率领红军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建立了中共队委会。随后省委将两支部队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第2团，都设有中共队委会、军党委，书记都由省委任命。所有这些可以看出中共组织对红军的领导，确保中央精神的贯彻。

西北革命根据地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陕西省委组织了十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归于失败，但是锻炼了军事、政治干部，积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尤其是渭华起义的领导者、参与者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高克林、汪锋、许天洁、吕剑人、姜兆莹（杨树荣）等被省委派到陕甘宁晋边界的国民党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到1932年初，就建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改编为红26军第2团。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1935年初，红26军42师已经发展到5个建制团，兵力近3000人。与此同时，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建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在谢子长等领导下，到1934年7月，成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1935年初，改编为红27军第84师，辖4个建制团，兵力2000多人。1935年2月，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实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建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26军、27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围剿”。1935年9月15日，西北根据地迎来了红25军。接着，三支红军在延川永坪镇改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使正规红军力量发展到8000余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巩固，迫使蒋介石动用10多万兵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徐海东、刘志丹等的指挥下，红十五军团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通过国民党报纸的消息报道，无意间使中共中央在哈达铺知悉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毛泽东等决定到陕北去，将其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西北革命根据地周边有大量正规红军和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周边有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红25军开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红29军开辟的陕南革命根据地，中共渭北特委领导红军渭北游击队创建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诸多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与国民党军英勇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客观上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起到了策应的作用。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牵制了杨虎城、胡宗南、张学良及四川军阀的力量，使其不能向北对付西北红军。

军事上以根据地为中心，建立若干相对独立区域，相互配合，打击敌人。陕甘边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主力红军在外线打击敌人，各路游击队坚守在根据地，里外配合，打击敌军。南梁时期，红26军主力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游击区，分别在关中、南梁恢复和开辟根据地。刘志丹在包家寨会议上提出“狡兔三窟”的战略战术，扩大了红26军42师的活动区域。同样，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安定为中心，创建了绥米佳吴清和神府两个苏区。在具体战术上，刘志丹等认真总结了寺村原时期，红军不顾客观实际同敌人死打硬拼的惨痛教训，坚持开展游击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和敌人打大仗、死仗，积小胜为大胜。

坚持革命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力量

陕甘地区存在不同势力的地方军阀，为了各自利益互相争斗，矛盾重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充分利用军阀之间矛盾，开展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使西北红军不断发展壮大。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用。中共陕西组织在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中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而且有发展、创新。工作中刘志丹、习仲勋提出“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等观点，丰富了党的统战思想。

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杨虎城部发展了许多组织，党员人数达几百人。由于杨虎城的民主进步和中共组织在其部队的发展，党员军官寻机为红军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和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为西北红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33年杨虎城曾派共产党员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互不侵犯的“汉中密约”，建立秘密交通线，为其提供战略物资。杨虎城告诉部下，“北边是朋友（红军），南边是冤家（南京政府）；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强了同杨虎城的联系，与其达成了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的工作：“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宸。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刘志丹在创建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更是注重同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队、保安团队建立关系，进行教育争取。1932年4月，刘志丹给白冠五的信中要求其与刘宝堂、曹又参、牛化东等进行联系，让他们荫蔽在国民党部队等待时机。南梁时期，刘志丹、习仲勋制定的《十大政策》中更是明确了如何团结、瓦解保安团队，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好效果。

与同情革命的民间团体建立统战关系。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加强在红枪会、土匪、民团中的工作，运用统一战线，争取下层群众。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根据陕甘革命斗争的实际状况，同陕北哥老会首领马海旺结香堂，发展哥老会马锡五为党员，团结白文焕、郑德明等参加革命，即便有些不参加革命，也不反对红军，成为同盟者。

争取非法武装。陕甘等地存在着大量的非法武装，成员大多为出身贫苦的农民。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多次深入非法武装，或者派人前往，了解情况，教育其不与人民为敌，或者走上革命道路。习仲勋曾说，“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抢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

坚持实事求是，形成有力的领导集体

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的工作，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存在的重要条件。在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同样受到中央、省委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但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既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又要尽量排除干扰，将错误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西北反帝同盟军整顿时，刘志丹等坚持思想改造、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相结合的方法，但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导致三嘉原缴枪事件的发生。在陕甘游击队甘泉临真镇战斗失利、东进韩城损失严重的情况下，面对“南北分家”的提议，刘志丹、阎红彦坚持合兵一处，避免了“分家”。1933年8月，在省委遭受破坏、国民党军围攻照金苏区的危急之中，习仲勋等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力排众议，使耀县游击队、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合兵一处，建立了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并说服大家让王泰吉担任红军总指挥；在根据地的选择上，坚持在陕甘边开展游击战争；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不与敌人打大仗、积小胜为大胜。所有这些为发展巩固陕甘边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省委遭受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失去了上级领导，刘志丹、习仲勋等则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制订了符合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政策，使其从胜利走向胜利。在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召开的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刘志丹等不顾上海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指示信的无端指责，坚持从实际出发，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苏区，并很快与陕北苏区统一。

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是西北红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贺晋年、张达志等一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集体政治信念坚定，坚持土地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历经千辛万苦，经受各种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土地革命时期，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组织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两当起义、靖远起义等相继失败，发生的三道川事件、旬邑事件、宁县早胜事件，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愈挫愈勇，依照中央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精神，总结成功的经验、挫折教训，不断探索，终于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创建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评价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评价谢子长为“民族英雄”，评价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中共陕西组织始终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依据陕甘地区实际，中共陕西省委将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形成了寺村原、照金、南梁三个中心；陕北根据地形成了安定和绥米佳吴清及神府几个中心区域，都是远离大中城市的偏僻农村，敌人统治相对薄弱，有利于红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所谓的“梢林主义”。尽管中途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政委杜衡强迫红2团南下，结果兵败秦岭。但是，中共陕西组织从失败中总结了教训，从而在陈家坡会议上更加坚定了红军在陕甘边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西北红军领导人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团结，不搞小团体。在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秉持革命靠大家的原则，不搞帮派团伙，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红军队伍愈来愈强，根据地越来越大。从红军的几次会师中，就可以看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宽广胸怀。1932年秋，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省委派谢子长任总指挥；1933年夏，红26军与红军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伍会合，刘志丹在干部、武器上给予大力支持。同年秋，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在照金会师，习仲勋等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力排众议，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刚来照金的高岗担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习仲勋没有因王泰吉刚刚恢复党籍而歧视他，刘志丹没因王泰吉曾是自己的部下而有意见。恢复四十二师时，刘志丹仍然推举王泰吉任师长。1934年7月，国民党当局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来到南梁，刘志丹、习仲勋给予了武器、经费的帮助。在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陕甘边区领导置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错误指责不顾，让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兼任26军第42师政委，带领26军第3团北上，帮助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1935年8月，得知红25军长征即将到达西北苏区的消息后，立即发出《为欢迎红25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习仲勋、刘景范等到保安迎接。9月中旬，红25军、26军、27军在延川永坪会师后，在联席会议上，撤销了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建立红15军团。在这次会议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张秀山等被排斥在主要领导岗位之外。但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不忘初心，顾全大局，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得失，同红25军干部合作共事。红15军团在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执行“左”倾错误，开展“肃反”，关押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原陕甘边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杀害了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200多人。中央长征到陕北后，刘志丹等才获得自由。刘志丹等获释后，一再告诫大家一切等中央解决。他们在政治上未获彻底平反、职位安排不公的情况下，相忍为党，仍然服从命令，浴血奋战，刘志丹、杨琪、杨森等高级指挥员牺牲在东征前线，用生命证明了对党“没有二心”。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宽广胸怀和道德情操。

始终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是西北根据地发展、巩固的重要条件。共产党革命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都体现了革命为民、执政为民的理念。在根据地初创时期，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就十分注意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基层党组织，打土豪、分财物，解决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根据地建立后，通过基层党和政权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贫苦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使其知道革命为了谁，从而极大地激励了广大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1934年11月，刘志丹要求：“建立民主政权，使耕者有其田，使农民过上好日子。”在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中，苏维埃政府注意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先后设立集市，建立医院和枪械修理所，为军队和地方服务；为了帮助贫苦农民孩子学习，教育农民识字，边区政府创办列宁小学、冬学，从西安等地聘请教师，编制教材。同时，刘志丹、习仲勋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十大政策》，对根据地“土地、财经、粮食、社会、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等关乎民生的大事，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促进了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

坚持军事斗争与开展农民运动相结合，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的关键。西北革命根据地史是一部共产党领导的贫苦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历史。1928年前后，中共陕西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渭北起义等武装起义，除清涧起义外，渭华起义、渭北起义都有贫苦农民参加，建立农会、苏维埃政权。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实践中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建立红军的过程中，刘志丹提出的“三色”论，为在西北地区创建红军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总结寺村原时期军事运动不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而造成的失误，及时吸取教训。在照金和南梁时期，坚持军事运动和当地农民的分粮、分地、分财物以及抗税、抗租、抗债、抗粮、抗款斗争相结合，同建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苏维埃政权相结合，充分调动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参加土地革命的积极性，保障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在建立、发展党组织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所不同。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先建立中共组织，再由党组织领导建立游击队，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则是先由共产党员开展兵运工作，建立红军，再通过军事斗争在地方发动群众，然后建立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正如毛泽东讲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这是毛泽东到陕北后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党和军事工作、农民运动的客观总结，丰富了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

基于上述原因，西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完整保存。

（本栏目由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协办）

（当代陕西   姚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