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在《当代陕西》看到选载的《我们的村》，不久前，又一次近水楼台读到《我们的村》的书稿，一幅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的壮丽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

画卷之一，主景是发展产业经济波澜壮阔画面。出生在渭北农村，准确地说是生长在与重泉村不远的大荔县西北部乡村，或者说作为一个与祖母的娘家蒲城县永丰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农家子弟，虽然离开农村40年，但因检查农家书屋、检查评比文化先进县、督查农民减负和教育收费等公务或红白喜事诸家事，每年回老家大荔或去蒲城、韩城一带若干次，虽是走马观花甚或蜻蜓点水，但大体印象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势下，曾经一派蓬勃向上的“希望的田野”的农村在衰微甚或在凋敝，就像贾平凹在21世纪初创作的《秦腔》后记中所言：“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改革起，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短暂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

2003年，我曾赴秦岭南麓深处的镇安县余师乡救灾4个月，看到山上零零散散的村民没有电，生活不便，土墙裂缝，摇摇欲坠。甚至在山岩下，看到一对老夫妻过着凿穴而居的原始生活，令人惨不忍睹。可喜的是，随后经过十多年的扶贫搬迁，陕南近280万山民走出深山老林，摆脱贫困，在新建的居民点，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文明的小康生活。

相对而言，关中农村也就是蒲城重泉村所在的渭北农村自然条件要比陕南好一些，但也难逃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尤其是集体经济不断式微，就像书中支部书记孙满仓所言：“这些年来光讲‘分’的事，谁还记得啥子叫集体。但是一有事，凡是沾上村集体的，就要狮子大开口。你不给，他就不停地闹腾。”如若不信，且看该书一开头，“产业园出大事了”，原来在产业园看门的兴顺老汉死在产业园，家属狮子大开口要赔偿，经过多方调解终于以3万元埋葬费调停。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窘境中，重泉村以支部书记孙满仓为首的党支部、村委会在省地县各级党委政府及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在第一书记李鹏的协助下，以脱贫攻坚振兴乡村为己任，带领村民建立健全产业园，引进西瓜、甜瓜、香菇新品种，借助陕西网拍抖音、开设扶贫频道帮村上注册商标、开淘宝网店，邀请电商团合作推销农产品，总之想方设法探索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因为要搞乡村振兴，村集体经济首先要发展。“如果村上的集体经济都分光吃净了，村上干事情也干不好，村上好多公共服务提供不了，乡村振兴的组织振兴就很难实现。”

画卷之二，是农村婚姻家庭新风尚。张三明和梁小利的婚姻反映了农村青年冲破传统观念，大胆追求幸福的新观念。张三明是移民户，家境贫困，而梁小利是当地的富裕人家，她舅舅在自己村里给她说下对象，她也跟那男娃照了相。但梁小利不知道为啥，就是不愿意了，想退亲。“我宁愿嫁给张三明那样的二流子，也不嫁给老实疙瘩，这就是我的主意！”这一择婿标准的改变，反映了新一代农村姑娘不满足守着“两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农生活，而追求新生活，他们去铜川打工卖甑糕，回到家乡贩卖水果，张三明牵头将产业园做大，成为致富能手。

当然也有许多大龄青年成家难，据村妇联主席爱玲讲：“瞎好个女娃都不想在屋里待，外头的女子又不好好往过嫁。”光他们二组，25岁到30岁之间的，就有7个光棍。为此她穿针牵线，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撮合着一对对大龄青年。还有孤寡老人黄昏恋也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画卷之三，是贫困户境况及改变。在精准扶贫政策普照下，重泉村脱贫攻坚取得很大成绩，2016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63户236人，经过几年帮扶，而今仅剩下3户4人。有因病致贫的，有因父母早亡致贫的，也有因懒致贫的，不管何故，村干部都予以大力帮扶，如书中写道：“就像满仓，会把自家新房的室内装修，全权交给当时还是新手的晓斌；就像爱玲，谁家有好女子，老在替晓斌留意着，甚至留意到外地去了；就像李鹏，为了帮晓斌她妹子娇娇争取一个在村里当家教的机会，跑去跟人伤脸，虽然最终事没办成……大家都竭尽所能，为晓斌做点啥。”

画卷之四，是农村教育现状及新现象。毋庸讳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冲击了农村教育，曾经有6个教师、5个班、200多个娃的重泉村最后只剩下五六个娃。笔者不禁联想到我们老家义井村曾建有从小学到高中的九年制学校，而今也变成六年制的小学校。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对更加优质的教育的追求，这似乎是大势所趋。

但随着振兴乡村战略的实施，乡镇教育在复苏，2014年，龙池镇中心小学只有100个学生；2017年，300人；2019年400多人。据王军校长说：“这场‘回流’还在继续。”

一部10万字左右的非虚构作品几乎全景式为我们展示了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叹，令人信服，令人点赞！这是一部接地气的作品，是一部源自正在进行时当下农村生活的作品，也是一部原汁原味透着渭北语言文化气息的作品。

所谓一部接地气的作品，指的是作者在重泉村蹲点采访近3个月。作为一个女性记者，作者放下身段，与村干部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近3个月，全面深入地了解他们工作、劳作中的喜怒哀乐，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家庭里的悲欢离合，并真实地予以记录呈现给读者。

所谓一部源自正在进行时当下生活的作品，指的是它描写的是眼下正在发生的农村沧桑巨变。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该书正是这样描写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之际，出版这样一部描写当下农村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所谓一部原汁原味透着渭北语言文化气息的作品，指的是该书的语言是地道的渭北农家话，蒲城是作者故乡，虽然离开故乡在省城工作，但作者对当地农民语言十分稔熟，不仅农民对话是如此，而且全书记述语言也是雅俗夹杂，即书面语言和当地方言有机结合，使包括笔者在内的渭北乃至陕西读者读起来十分亲切带劲。（当代陕西  王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