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残联因为资金和名额等限制，还有部分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得不到及时的帮扶。”

“医保救助过之后，还有部分人员需要个人承担大量费用，导致家庭困难，当前申请救助主要通过乡镇上报，在外地或者行动不便的个人申请还不够便捷。”

“被救助人员因为统计口径不同，有的重复救助，有的却被遗漏，旱涝不均。”

…………

这是2022年初，延安市宜川县召开的大民政社会救助项目座谈会上，县妇联、县医保局、县残联和红十字会等部门机构负责人的发言摘录。

那天，会议记录人兰菲尽量简要记录，还是密密麻麻地记了整整8页会议摘要。

参加了这次会，兰菲才知道，全县涉及各类社会救助业务的部门和单位如此之多。

17个部门、48个救助项目，看起来人多力量大。而在实际救助工作中，却存在救助资源相对分散、救助部门“背靠背”、重复救助或救助缺失等问题。

如何把全县各类救助大盘子中的政策、项目、资金用足用活？如何让社会救助工作更精准、更科学、更加信息化？宜川县整合社会救助力量，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探索“大民政”工作思路和方法。

会后，宜川县针对困难群众救助资源分散、主动发现难、精准识别不够、长效帮扶机制单一的短板，探索成立了融救助中心。

“大民政”编织救助链

2022年3月，宜川县成立民政系统党委，将县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总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红十字会等7个部门单位党支部纳入民政系统党委统一管理，联手为困难群众办更多实事，努力让宜川的困难群众得到更加温暖及时公平的救助。

宜川县政协主席程小卫兼任民政系统党委书记，担任融救助中心综合研判工作小组组长。县民政局局长黑文祥担任副组长，兼任民政系统党委副书记，其他成员单位负责人担任成员。从领导班子的高配置上增强“大民政”党委领导力和执行力，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形成救助合力。

“过去我们去其他部门核实救助对象家庭收入、住房、车辆等基本信息，全要靠磨自己的面子，现在大家隶属于同一个党委，平时要在一起开研判会，工作推动起来顺畅多了。”在民政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张锦霞对此感受深刻。

宜川县把有救助职能的部门单位在联动工作中的资金贡献、项目贡献、工作贡献和救助对象的评价作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主要内容，同时作为这些部门单位“一把手”进退留转的重要依据。

考核就是“指挥棒”。这样一来，融救助平台就强有力地把全县救助资源统筹起来。各部门协同发力，把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高效联动，横向拓展救助群体，纵向延长救助链条，让有困难的群众得到最大化救助。

“我每21天就得做一次放疗，一次花费4000多元，低保报销和大病救助等好政策，帮我解决了大部分药费，有的救助政策咱连名字也叫不上。”宜川县丹州街道办高湾村53岁的郭志重患癌多年，2022年3月癌细胞扩散，高额治疗费让本就困难的家庭难以承担。

2022年6月20日，郭志重来到宜川县融救助大厅求助，三天后便召开了救助对象综合研判会。一揽子救助政策就这样展开，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按个人承担金额给郭志重实施医疗救助7000元，之后又给予临时生活救助3000元，并被纳入红十字会人道救助项目计划。

“以往困难群众因对救助政策不清楚，往往需要到多个部门单位询问、申请，融救助中心一个窗口受理，多部门联动，一次办结，群众最多只跑一次，省去在几个部门单位来来回回盖章签字，救助更便捷、精准、透明、高效。”宜川县低保办主任呼东安介绍。

寻找救助的“最优解”

2022年9月，宜川县融救助中心的综合研判会上，一份残疾人临时救助申请被否决。否决原因是在家庭经济信息核对这一道程序中，发现申请人每月收入高于救助标准。

53岁的邓天民，小时候患小儿麻痹导致行动不便，自2009年成为镇上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后，他就经常拄着拐，走村串户逐一摸清全镇残疾人家庭情况、生活需求，还时不时用自己的微薄收入为大家排忧解难。

“如果没有融救助中心的综合研判，搁到过去，这份申请肯定会通过的。”宜川县残联副主席强忠信说，申请人邓天民是集义镇残疾人专职委员，平日里工作特别突出，让不少人都感动于心，2021年他生病花了不少钱，又恰巧赶上残疾人临时救助项目有名额，残联就默认把救助名额当做奖励给他。

这样在过去被视为合情合理的操作，却在融救助中心的研判会上被否决掉了。能掌握实情，是因为每次确定救助名单前，融救助中心都会启动多部门联合核实的流程。

邓天民因每月有公益性岗位补贴1750元，同时还享受每月390元的城市低保金，其收入不符合救助条件。

“驳回申请，不予救助”的结果，是宜川县低保办主任呼东安专门打电话给邓天民解释的，为的是不让残联的工作人员为难，也为了不打击邓天民的工作积极性。

邓天民表示完全能理解，还说“我本身就是残疾人，更能深切体会到残疾人的不易，愿意把救助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这一次的研判会上，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事项，就是全县大学新生救助研判。民政、教育、团委、工商联、残联、慈善协会、退役军人事务局7个部门单位，累计受理了193名贫困大学新生救助申请。

“以前各部门背对背，眼眼活、信息多的娃往往能在好几个部门申请到救助，而有些信息闭塞的娃却可能连一个项目都没申请到。”宜川县民政局局长黑文祥直言。

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再次出现，融救助中心打破各涉及救助部门的信息壁垒，建立“大民政”救助信息平台，共享信息资源，按照“同一救助政策只能享受一次”的原则，对所有申请人信息核实比对，发现其中有12名学生重复申请。

工作人员及时给他们作出政策解释，并对接相关救助部门，按照单项最高救助金额的部门给予救助，杜绝了重复救助和救助盲区的存在。

最终，全县7个部门单位共计对171名家庭贫困大学新生实施救助，发放救助资金52.5万元。同时，针对特殊困难学生给予助学贷款、临时生活救助等不同政策的救助，确保了每名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都能顺利入学。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

2022年寒假期间，宜川县交里村的韩德义感觉上大二的女儿韩雪整天精神不振，便带着女儿到西安看病，随即被诊断为急性脑膜炎、结核病。韩德义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听起来并不严重的病，却几乎要拖垮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开学时，女儿依旧在住院治疗，只好办理休学手续。从2022年2月底到10月，看病花费就累计超过20余万元，眼瞅着这个被全家视为希望的女儿依然躺在病榻上，韩德义只身返回村里，向亲戚朋友借钱，继续给女儿治病。

借钱的路上，韩德义碰到了村上会计兼民政协理员李建设，李建设帮韩德义在微信上关注了“宜川融救助”公众号，并按照提示，在融救助信息平台上提交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韩德义没想到，只是花了几分钟在手机上点了点，第二天就来了几个干部入户调查核实情况。几天后，村里召开民主评议会，同意韩德义与妻子李刚琴、二女儿韩雪3口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自2022年11月1日起每月发放低保金1310元，保障韩德义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女儿看病费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救助比例为个人承担部分中合规医疗费的70%，基本医疗报销后个人只需承担11万余元。

“之前我愁的睡不着、吃不下饭，现在看病的钱报销了一大半，卡里月月按时有低保金，真的没有想到，只是手机上一点，就有这么多干部为我们家操心。”韩德义说。

宜川县推行“掌上办”“指尖办”，让社会救助申请、审核、审批更便捷、更高效、更阳光的同时，还把救助目光投向了现行政策覆盖不全、现实生活中又存在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以事实孤儿、服刑人员子女、留守儿童三类困难群体为工作切入点，建立“支部线状包联、党员点对点帮扶”工作机制，落实县级领导、政协委员中的民营企业家、17个救助职能部门领导和民政系统党委党员联户帮扶122名困境儿童，给予生活学习、身心成长等方面帮助。

从过去的“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被动服务”到“主动出击”。横向拓展救助群体，纵向延长救助链条，长远优化救助模式，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机制。让有特殊困难的群众得到最大化的救助，实现动态化、多层次救助。

现年8岁的吴晓晓，智力二级残疾，在宜川县育智学校上学，出生六个月时母亲就离家出走，2021年吴晓晓的父亲入狱后，只能由堂爷吴文英代养。

融救助中心入户走访了解其家庭情况后，召开综合研判会议，审批吴晓晓享受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每月发放生活补助700元，还帮他对接残联康复训练项目。

政协委员、宜川祥瑞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瑞涛是吴晓晓的帮扶人，第一次去看吴晓晓，王瑞涛就被深深地触动。这个四肢无法舒展的孩子，见了他兴奋得手舞足蹈，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此前一直想做公益的王瑞涛，找到了爱的释放渠道。此后，王瑞涛资助5000元，还时常送去生活用品，给予关心关爱。

“连亲戚都避而远之的孩子，却在一个陌生人怀抱中得到了爱的滋养。”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吴文英坦言，自己长期一个人带着孩子，此前时常感到无助和孤独，现在有王瑞涛这样的爱心人士的关心，感觉日子有了劲头和盼头。

（当代陕西   李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