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黄土地，贫瘠而又内热，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碰撞出黄土高原的诉说。陕北民歌，就是世世代代陕北人为口头文学寻找到的另一种出路，让单调辛苦的劳作有了一点诗情画意，稀释着受苦人的愁烦和劳累。

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信天游是从陕北人心窝子流淌出来的，似乎不唱着谣曲，陕北人生活里的万般滋味就无处安放。

然而，时代的车轮，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离心机，将许多事物甩出既行轨道。但这黄土地流传了千年的声音却未曾消失，仍努力地在信息时代中寻觅新的适生土壤，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从田间旷野到舞台“盆景”

亘古旷远的黄土地上，执犁揭地的受苦汉子，山峁圪梁的拦羊小子，捻线线纳鞋底的婆姨女子，闹秧歌时手执花伞的伞头老汉，“走西口”“逃南路”的难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人人都可能是原创歌手，处处都是他们浅吟高唱的舞台。

可以说，陕北民歌就是从黄土地里种出来的，像千年老树一样,深深扎根于农牧生活,扎根于山川坡洼、村舍院落，扎根于土窑洞、热炕头。陕北人的风在歌里刮，土在歌里扬，血在歌里流，情在歌里淌。

随着一批批农民进城，与土地疏离，切换了生活方式，原先“干什么活就哼什么曲”的劳动号子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峁梁上张口就唱、随心而歌的信天游，也难以在城市场景中自然发挥。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原生态的陕北民歌赖以生存的环境与土壤，在时代的巨变中远去。

但陕北人却并未因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舍弃对民歌的热爱。进入新世纪，榆林一家酒厂借鉴外地的促销方法，顾客买酒可免费听歌手现场演唱陕北民歌。这让唱民歌变成了可以养家糊口，甚至致富的行当，也让陕北民歌找到了与城市生活的链接。

彼时，正是陕北各县剧团最不景气的时候，演员失去舞台的同时，也失去了糊口的饭碗。之前唱晋剧、吼秦腔的演员，纷纷学起了陕北民歌，加入跑酒场的队伍。

陕北民歌市级传承人、安塞县民间艺术团副团长王建宁就曾是其中一员，在清涧县剧团做秦腔演员时，他最高一月能拿到800元的工资，而酒厂开出的底薪就有1800元，巅峰时期，一天一两千元的小费是常有的事。

这样的“金饭碗”，刺激出一大批职业民歌手，甚至一些科班出身的音乐学院学生，也愿意转行来唱陕北民歌。不少人认为，这家酒厂借陕北民歌卖酒的营销策略，对于陕北民歌的发展，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也让陕北民歌的发展迎来了转折。

“将饮食产业与民歌演唱‘打包’销售开始，就让民歌与市场、与时代紧紧结合在一起了。民歌从乡间、舞台走进了饭店、酒楼，同时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即使用现在眼光来看，这样的文化营销模式也是成功的，尤其对民歌的保护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陕北民歌这一起源于民间的艺术又回到了民间，并且从不同的层面实现了民歌的现代价值，在新时期产生了影响。”尚飞林说。

当时，西安的陕北风味酒楼食府，迅速聚集了130多位草根民歌手，加上赶场子的专业演员，有200人之多。而常年在陕北地区和内蒙古、山西一带跑场子的民歌手更是一支庞大队伍。

2016年的“陕西音乐奖·陕北民歌大赛”有一千多人报名，最后有七百多人参加比赛，数量如此庞大的参与者，在区域的民间艺术比赛中是极为少有的。

与此同时，陕北民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寻觅到了更广阔的民间市场。个体开业酬宾、老百姓过红白喜事、企业搞活动做晚会、宴请朋友等场景，都少不了陕北民歌手来烘托气氛。在延安、榆林和西安，甚至北京，陕北民歌手的队伍日益庞大。

越来越庞大的队伍，展现出了更多的浮躁与急功近利。加上市场需求的影响，陕北民歌里的特殊味儿逐渐减弱，原汁原味的歌声越来越稀罕，那些张嘴就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歌手少之又少。有学者称之为陕北民歌的“塑料化”。

“大量的民歌手来自农村，虽然深爱着民歌，但养家糊口依然是他们从事这个职业的初衷和目的。有些歌手虽然刻意的复古，想把歌唱得更有味儿一点，更土气一些，结果是不仅失去了民歌最本真的东西，反而给人装腔作势的感觉。”王向荣说。

从田间旷野走来的民歌，进入城市、进入全新的表演状态中，必然会受到舞台本身的限制，失去了很多天然的表演状态，原来自然的那种随兴对歌不会再有。

“舞台化，不仅仅是外表装扮的问题，还有心理问题，无形之中即兴自然、随场而变的氛围都被舞台所驯化。不单是陕北民歌，所有的民歌在搬上舞台之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陕北民歌专家王克文说。

从“营业饭碗”到“造梦工厂”

从有感而发的直抒胸臆，到城市里谋生的饭碗，陕北民歌也在不断变异中发展。每天高频次演唱高亢的陕北民歌，促使民歌手们不得不改进原生态大白嗓的唱法，开始学习声音的技巧，探索新的演唱方式。一些职业民歌手在积累了一定的演出经验和物质基础后，开始谋求更高的舞台。

2007年，安塞艺术团民歌手王二妮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进入年度总决赛，一时声名大噪，比赛归来，出场费水涨船高，甚至超过了“陕北歌王”王向荣。

此后，她加入北京歌剧舞剧院，成为央视各类综艺节目的常客，更是先后在新加坡、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还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和陕西省政协委员。

王二妮的成功，掀起了陕北民歌手参加各类选秀节目的潮流，也为不少民歌手筑了梦、打了样，想通过参加选秀来提高身价和社会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仅参加过央视《星光大道》的陕北民歌手就有三十多位。《歌从黄河来》《民歌中国》《天籁之声》等等选秀节目，不断有陕北民歌手崭露头角。

2009年之后，在西安的陕北民歌手开始出现分化转型，有的在各种比赛中屡获佳绩者，身价飞涨，和国内一线演员同台演出。还有些“上得了舞台，下得了场子”的民歌手也纷纷开始拜师学艺或是进入专业院校提升自己。

“我告诉老师们，不要改变他们的唱法，让他们来学校就是开阔眼界、学习乐理知识的。”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出任西安音乐学院院长后，决定在音乐表演专业增设“陕北民歌演唱方向”，2012年正式面向社会招生，到民间发现人才，把好的民间歌手招到学校来。这意味着高校开始从人才培养、教学模式设计等角度深入挖掘陕北民歌的价值与意蕴。

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在教育实践中定期组织学生深入陕北，引导学生切身体会孕育陕北民歌的文化与土壤，不定期邀请民间艺人进校园、进课堂，为学生提供不同寻常的理论讲座和艺术示范。

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局限于一方水土和声乐教育，而是通过多样化的艺术活动，为陕北民歌的持续发展和交流互动注入活力。不仅延安、榆林的各类学校积极举办“陕北民歌进校园”主题活动，丰厚陕北民歌的传承土壤，西安音乐学院也赴北京、新疆等地举办陕北民歌音乐会，进一步推动陕北民歌走出家门、走向全国。

武汉音乐学院以陕北民歌为载体开设音乐党课，在深入挖掘陕北民歌红色基因的基础上，生动传唱百年党史的经典故事。在高校音乐教育中，陕北民歌实现了从声乐教育素材向演唱方向的进阶，进而实现了与文化交流、教育发展的广泛联动。

“西安音乐学院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陕北民歌班圆了好多陕北民歌手的大学梦，也能提升我们的专业水平。”民歌手周淋就是凭借西安音乐学院的文凭，才有了考入陕北民歌博物馆成为体制内民歌手的机会。

“一个好的歌手不单要具备好的嗓音，音乐理论也是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在历届陕北民歌大赛中，常常会涌现出一批演唱天赋极高的歌手，但他们的音乐综合素养却十分欠缺。在专业音乐学院设立陕北民歌演唱方向，就可以有效解决这类问题。”尚飞林说。

民歌手柳强强在西安音乐学院陕北民歌班毕业后，陆续登上了全国各类比赛的大舞台。“在入校前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认为借嗓音条件喊出来就是唱得好，但是入校后经过老师的指导，才明白唱陕北民歌也需要方法，不能一味地只靠嗓子，追求音高。”

从“山花花艳”到“酒杯杯低”

2020年，一首新创陕北民歌《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走红网络，不仅成了抖音神曲，吸引了众多网友争相传唱，更是吸引不少当红主播翻唱。无论是广场舞大妈，还是民乐团乐手，都陷入“酒瓶瓶倒来酒杯杯碎”的再度创作热潮之中。

另一边，这首作品却遭到了不少学院派专家和同行的批评与质疑。有专家认为，这首歌太俗气，没有技术含量，不能称之为陕北民歌，顶多算得上是陕北风味原创歌曲。有歌手认为，这种接近于口水歌的作品，上不了大舞台，拉低了陕北民歌的水平和形象。

就连词作者曹军民本人也从未在自己的朋友圈转发过这首作品，甚至连他的妻子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这首歌是丈夫曹军民的作品。“这首歌的大火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更不是我所期待大火的作品。”

曹军民坦言，这是他写歌以来最没有走心的一个作品，是他在酒桌上随口按照信天游的“比兴”公式，只花了几分钟现套出的“快餐作品”，却让他赚到了陕北民歌作词以来的第一笔版权费，收获了更多的大众知晓度。

“我们也想提高老百姓的音乐欣赏水平，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一步一步来。”作曲李先锋认为，民歌就是民众的歌，没有标准，老百姓认可的就是好作品。不论雅俗，传唱度这么高已经说明它是一个合格的作品。

“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没高峰。”王向荣用一句话总结了近些年陕北民歌新创作品层出不穷，却少有经典好作品的局面。

“当前人们远离传统农村生活，很难找到那种灵感迸发的创作，就像柳青曾说的，离开生活，大师也会变匠人，没有深入生活的创作者，只能是模仿别人的曲和词成为‘等等匠’。”原生态歌手丁文军说。

陕西省音协主席尚飞林认为，当前新改编的民歌大都失去了原有民歌的色彩、特点，简单的重复或者抄袭多，有价值的创新少；画蛇添足的无用劳动多，深思熟虑的发展少。

“对于陕北民歌的保护传承，必须建立在艺术审美在线的前提下，否则都是在往反方向跑。”音乐人贺国丰认为，很多创作者为了迎合听众，把陕北民歌改得不伦不类，庸俗不堪，完全失去了民歌的美和纯净，有些都接近于“口水歌”。不少作品的编配、制作都很粗糙，架子鼓从头敲到尾，失去了民歌本来的纯朴、简单，变得冗长、烦琐。

时代在发展，观众的审美趣味在变，而陕北民歌整体形象塑造上，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将陕北民歌定位为土味，分明是现代民歌，却依旧是男的羊皮袄白手巾，女的花布衫麻花辫。

“想要让艺术得到弘扬发展，必须为其注入新内容、新思想，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老一套。传承不意味着照本宣科的生搬硬套，更应接受新的内容，增加新时代的精神内核。没有创新和再增补的音乐必然落后于时代，被听众所抛弃。”陕北民歌专家王克文认为，当前作曲家为民歌创作投入的精力实在是太少太少，在创新中发展，抓好创作，毫无疑问是民歌保护传承的重中之重。

“尽管新的民歌在不断产生，但是能留得住、传得开、唱得响的新民歌不多。”尚飞林结合多年的作词经验建议，要在民歌的作词上展现新意，用接地气的音乐语言推出更多反映新时代、新面貌、新气象的当代新民歌。

（当代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