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细腻、色彩悦目的红色织锦缎上，一双五色眼睛炯炯有神，鼻子也由多种颜色的布条拼接而成，像一道彩虹，只是内里做了填充，显得更高挺一些。经过裁剪缝制的眉毛、胡须、牙齿活灵活现，头顶的王字直观地显露出，这是一只老虎的形象。
这个由刺绣和布艺做成的虎头帽，是现如今西秦刺绣的代表作。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前夕，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头戴虎头帽在社交媒体发布拜年视频，一时成为全国热点。随着谷爱凌摘金夺银名声大噪，同款虎头帽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爆品。
视频的另一头，宝鸡市千阳县的绣娘们也热烈地讨论起来，“这一看就是千阳绣品”，她们的心情从没有如此雀跃。非遗产品本就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更何况每个作品就像绣娘的孩子一样，一针一线都赋予感情，“那个虎头帽的耳朵，我把原来的红色改成黄色，跟别的有点不一样。”最后确定，爆款虎头帽出自尚月侠之手。
虎头帽的销量节节攀升，千阳绣娘忙得十指翻飞，一段时间里，她们共赶制6万多顶帽子，最火的时候买家要等一个月才有货。
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用品，到流行于网络的时尚单品，这个“草根”非遗艺术经历了厚积薄发式的逆袭，要说其中原因，有千年文化的积淀，有传承人久久为功的坚持和市场意识的觉醒。
传承千年的“母亲艺术”
这是一双绣娘之手，关节粗大，手背的皮肤略显粗糙，有几处还因天气干燥寒冷而皲裂，手心则布满老茧，有的是做农活、用农具磨出来的，有的是戴顶针、拿绣花针磨出来的。
这双手或许不细腻，但布条和彩线经过她们的摆弄，就会呈现出多种造型，鸳鸯戏莲、狮子滚绣、金瓜闹子……作品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衣物、婚俗用品、摆件、挂件等。
刺绣专业合作社内专心工作的绣娘 新华社/供图
“大伙的手艺都是跟奶奶、跟妈妈学的，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绣娘李惠莲说，她们倒是从没有预料到，有一天这些东西能够走出家门变成文化产品。
2022年，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落成开馆，李惠莲结婚时自己缝制的嫁妆——虎枕、肚兜、枕顶亦在展览之列，时隔40年，原本一直压箱底的嫁妆摇身一变成为文物。2022年是农历壬寅虎年，那年年初，千阳专属邮票《西秦刺绣——福虎》正式在全国发行，邮票里最为突出的虎头枕，以及右侧五毒鱼耳枕和五毒青蛙枕，都由李惠莲绣成。
作为西秦刺绣的市级传承人，李惠莲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但对这些作品为何能被收藏却是一知半解。对此，千阳县原文化馆馆长田森倒是倾注不少心血搞过研究，“我将西秦刺绣与四大名绣做过对比，发现它最大的特点当属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西秦刺绣作为旧时妇女的基本技能，普遍存在于宝鸡市及周边的农村地区。1974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西周井姬墓葬中发现了保留在泥土中带有红、黄、褐、棕四种色彩的刺绣印痕，并且绣痕全部采用辫子股针法。这个发现印证了西秦刺绣悠久的历史，也说明了早在西周时期西秦刺绣已有专门的分工，工艺制作的式样也有固定的规格。
流传已久的西秦刺绣依托民俗活动绵延至今。从类别上看，主要包括生辰、婚嫁、寿诞、祭祀、节庆习俗五大类，其中婚俗的数量最大。按照关中地区的习俗，男女从订婚到结婚如果跨越一年时间，共有八个节日和步骤需要双方家庭相互赠送礼品，这当中就有大量刺绣用品。
“男孩上门相亲，离开时如果女孩有意向，就会隔着窗户或者门帘递出青蛙耳枕表达心意。”田森说，还有夏收忙毕，新郎家要请未过门的新娘到家小住，其间新娘要做刺绣的衣服、鞋子、烟袋等，以展示她的才能，这些旧俗有的还在流传，有的早已被省略。
西秦刺绣的作品多借用动物、植物等意象表达对生命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贺寿的主要礼品——“五福捧寿”，由五只相向围拢的蝙蝠同捧一个圆形“寿”字或“万”字组成，取谐音“福”，祝福老人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而五只蝙蝠分别由五种颜色构成，分别代表祖父、父母、儿女、孙子、重孙，象征五世同堂。
作品造型夸张、丰富多样，不同场景下的刺绣图案各不相同，其寓意也各不相同。如枕顶的刺花绣样，同是一种方形图案，给老年人用大多采用福禄寿纹样，取健康长寿之意；给小孩子用多采用民间“五毒”、老虎纹样，意思是避邪镇恶，希望小孩像老虎一样勇敢健壮；年轻人新婚燕尔，则选择鱼戏莲、莲（连）生贵子、鸳鸯戏水一类的意象祝福新婚夫妇家庭美满、多子多福。
绣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意象进行组合，做成挂件、或者生活用品，总的来说，作品代表了人们的生命崇拜。要考察这一点，或许需要在考古学中寻找根源。
蛙形耳枕是西秦刺绣的代表作之一，青蛙也是最常见的意象之一，用来表达人们对多子的期盼。据考证，蛙枕的造型姿态与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的陶盆上的青蛙纹比较相似，按照这个思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就能理解这一意象的意义。
多次考古证明，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在20到33岁之间，在没有医疗的原始社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通过观察自然，人们发现青蛙多子，大大的肚子仿佛在孕育着生命。后来也许还看到鱼也是如此，甚至还有西瓜、南瓜等植物都是这样，久而久之，这些都成了人们崇拜的东西。”田森说，青蛙的形象在多地考古发掘中都有出现，陶器、壁画、剪纸、刺绣中都有大量保存，而西秦刺绣中的蛙枕、鱼枕肚子鼓鼓囊囊，正代表了对多子的期盼。
到了汉代，按照民间传说，青蛙变成神仙成为月亮的守护神，进而又成为女性的守护神，所以才有了男女相亲时赠送蛙枕作为信物的习俗，“不仅是这个形象含义颇深，在刺绣作品上频繁出现的纹样、针法，也就是刺绣的语言也在不厌其烦地表达生命崇拜。”
西秦刺绣常用的纹样包括万寿纹、盘长纹、如意纹、打籽纹，这个艺术形式流传多年，作品的造型、布料也许变化很大，但纹样却保留较好，寓意也没有改变。在几乎所有的刺绣作品上，都会出现一个由多条直线组成的扇形纹样，每条直线的尾部都有一个黑点，这个“点”正是打籽纹，将丝线缠绕两圈抽出来就可制成，其寓意还是多子。
与四大名绣相比，西秦刺绣除了文化底蕴深厚，以物表达寓意和注重实用功能是另外两个重要特点。现如今以文化底蕴为IP，以祝福、实用为“卖点”，正成为这一艺术形式得以传承的关键。
“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年轻人在追求产品实用价值的同时，越来越愿意为它承载的文化底蕴、美学价值买单，西秦刺绣也需要搭上新一轮‘国潮’的快车，释放其艺术魅力。”田森说。
从“地摊”飞到突尼斯
农历正月还没过完，庄稼地里暂时无活可做，这段农闲时间恰巧是刺绣合作社最忙碌的时候，订单基本都集中在年关前后。围在一张大桌子周围，尚月侠和妇女们有说有笑，手却停不下来，外面下着小雨有些阴冷，她们戴着露出手指的手套，来回翻弄绣花针。
同村不远处李惠莲的合作社也是如此，条件简陋，光线昏暗，绣娘们有的戴着老花镜，将针线保持在胸前固定的距离，有的则靠在窗前身体微微倾斜做着借光的动作。
在千阳，这样的合作社共有21个，每个合作社日常来做工的绣娘有七八人，更多的农村妇女将活领回家有闲了才做。以点带面，所有合作社共带领1.2万人从事刺绣工作，年产值8600多万元。
较早的时候，李惠莲和尚月侠是创业搭子，一起设计作品，一起上街摆摊，那时的她们怎么也没想过，西秦刺绣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并且在这个荣耀的历程中，农村妇女还担当了主力角色。
见到李惠莲的时候，她刚结束突尼斯、摩洛哥的旅程回到千阳，这几天总想起在非洲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
2024年1月18日至26日，传承人李惠莲（右三）在突尼斯、摩洛哥参加“欢乐春节”系列活动
2024年1月，受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摩洛哥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的邀请，陕西省艺术团到突尼斯、摩洛哥举办欢乐春节系列活动。1月16日是中突建交60周年纪念日，在招待会上，陕西举办了非遗展出，其中就有李惠莲的刺绣作品。
出发前，李惠莲加班加点赶制了一批龙头帽、虎头枕，“今年是龙年，龙头帽是才设计的，虎头枕上原来绣的是民间的‘五毒’形象，我怕外国人接受不了，特意改成牡丹花。”为了显得和主题更贴合，她还特意买了一件带有刺绣元素的红色上衣，“准备得好着哩，但还是有点紧张，以前出门讲普通话都难，现在连国外都去了。”
从走出家门到走出国门，李惠莲用了近40年，而传承千年的千阳刺绣，也在这浓缩的40年间扶摇直上。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千阳刺绣完全是流传于农家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用品，顶多就是做得多了拿到街上售卖，或是有需要的亲友相互赠送。总的来说，那时县域闭塞、交通不便，作品还局限在当地。
1986年是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那年县里来了一支扶贫工作队，队员们考察发现，街上有不少没见过的刺绣作品，挺有特点。“也不知道这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成为一个扶贫产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们背了一包产品到西安摆摊。
惊喜来得有些突然，产品两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甚至很多外国人对此颇感兴趣。队员们来回试了几次，连村民家里正在使用的产品都被“征用”，还是很受市场欢迎。于是，他们便组织了一波专业的宣传，彻底将千阳刺绣推到聚光灯下。
仅仅半年时间，这个位于宝鸡市北边的小县城就因为刺绣欢腾起来——外国人来了、感兴趣的客商来了、仿佛找到宝藏的美术学院的人来了，“县城挤到宾馆都住不下，大家都对这个工艺品充满好奇。”田森说，就是从那两年开始，千阳刺绣真正走向市场。
为了使刺绣产业更好地发展，千阳成立过两个公司，虽然后来关停，但培养出不少专业绣娘，她们离开公司后开启自己的创业历程，并因绣工精湛先后被评为非遗传承人，李惠莲就是其中之一。
刚离开公司的几年，李惠莲还学了裁缝，通过做衣服贴补家用。这期间偶尔有喜欢工艺品的客商上门，但头一次自己直接接触客商，心里还是有些犹疑，“人找过来我还愣住了，心想也没干啥坏事啊。”
直到2001年，听说有个展会需要大量刺绣作品，李惠莲便点灯熬油做了一批，可无奈展台有限，她的作品最终没能参展。“这一下整下这么多咋办啊？”李惠莲纠结了好久终于决定，背上包裹到展馆外摆摊去，在地面铺上围巾和报纸，把东西摆好，怯怯的叫卖声响起。
一旦行动就有意外发生，还是个令人欣喜的意外。摆摊的时候，李惠莲认识了一个重要的客户，是个在新疆做生意的宝鸡人，之后便固定给他发货。慢慢地，北京的客户也找来了，他们合作了8年之久。
也正是在那几年，西秦刺绣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2004年，千阳县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刺绣之乡”，2007年，西秦刺绣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年后，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后的各种推介会和比赛中，李惠莲的作品都榜上有名，积攒了小小的名气。
2008年，在村支书的建议下，李惠莲成立了太阳鸟工艺品专业合作社，这之后的发展有些势如破竹的意味。她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深圳参加文博会，“有个顾客买了虎头帽戴着在展馆里逛了一圈，立马就有不少人来问，一下就卖光了。”还有上海世博会，她们做了200多个虎头枕，也是供不应求。再后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在西安举行，李惠莲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国际友人。
而在全县层面，千阳先后成立国企美苑公司并建成刺绣文化产业园，吸引21个合作社入驻，建成集产品研发、制作、展览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从工艺品到艺术品
呆萌可爱的毛驴，憨态可掬的“乐乐狮”，敦实可亲的小老虎……打眼一看，这些作品大红大绿、立体形象的样子很是吸睛。
西秦乡村的妇女多半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美学训练，对作品的结构、比例的把握往往根据感觉进行，就地取材、写其大意是最明显的创作特点。再加上西北人豪爽的性格，使得刺绣图案显得随意而稚拙。
深受孩子喜爱的虎头帽、虎头枕
在众多绣娘中，稍显年轻的王秀萍做活细致，正是源于对精细的追求，她逐渐开辟出一条不同的道路——仿真绣挂画，无论是对西秦刺绣作品种类的拓展，还是对绣工的提升，都向前跨了一大步。
2024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熙熙攘攘，来往的人们无不感叹文物背后厚重的历史。下午，王秀萍举办的刺绣体验活动开始，孩子们抢着参加，享受着片刻安静与美好。
一旁，她的作品同时展出，引来不少人瞩目。一位来自大连的宝鸡人，时隔10年回到家乡，沉浸式游览过半，他在一幅挂画前驻足。
庄严厚重、美观大方、纹饰华丽，作为一名宝鸡人，游客自然知道这是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是现存最早明确记录下“中国”二字的实物，只是万万没想到它竟是一幅刺绣作品。欣喜之余，他找到王秀萍买下一幅带回大连，作为礼物送给妻子。
这就是仿真绣，看起来无比真实，而要做到真实极其不易，画上的一笔刺绣要几百针上千针才能表达出来。何尊是中国文物的代表，前不久王秀萍还将其中一幅赠送给前来西安访问的德国第十任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
刺绣作品《何尊》作为静物绣，最重要的是展现其立体感，突出高光点和明暗度对比。作品的主色调是黑灰色，光黑色一个色系就有十多种，绣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换线才能形成明暗对比，这就降低了速度，“一般需要一个多月才能绣成一幅，没有十多年的手上功夫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王秀萍说，这种精细是西秦刺绣不具备的，为了提升技术，她曾只身到苏州学习，然后几十年如一日苦练技术。
16岁那年，王秀萍进入乡镇上的绣花厂拜师学艺，在师傅的带领下开始接触仿真绣。一年半后离开绣花厂，为了生活她也曾出门打工，或是靠做服装增加收入，尽管如此，绣花的手艺还是没丢，孩子的衣服鞋子上、家里的日用品上都能看到刺绣的影子。
2004年千阳县美苑公司成立，因为技术出众，王秀萍进入公司负责产品研发、技术质量把关、学员培训。其间，她没有停止对更高难度刺绣技术的摸索，比如自然的色彩过渡。按照传统方法，一层一层由深到浅便可完成，但效果略显生硬，借鉴长短针绣法将多种颜色糅合在一起，才弥补了这一缺陷。日积月累，仿真的山水花鸟，王秀萍都能游刃有余地绣出来，连最难的人物绣也开始涉猎。
直到2009年，王秀萍确定以仿真绣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并从公司辞职办起绣庄，“那几年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仿真绣逐渐有了市场，我就决定试一试。但也是从那时开始，困难才真的来了。”
艺术品行业最依赖创作者的知名度，初出茅庐的王秀萍在打开市场方面少不了吃些苦头。最初的3年，产品积压严重，光投入没收入，就连家人也走迂回路线，辗转通过朋友告诉她，“要不别干了”。可王秀萍不甘心，她想要再坚持一年。
转机一点点出现，为了更好地发展西秦刺绣，千阳县相关部门带着传承人的作品出现在各种展销会，努力刷着存在感，其中就有王秀萍的仿真绣挂画。除此之外，一个非遗进校园的计划被制订，她的绣庄负责落实。进入县职业高中后，绣庄逐步积累了一些名气，市场打开。在学校开设的刺绣班级中，王秀萍还作为老师培养出一批优秀“绣娘”。
到了近几年，稳步发展的绣庄已经开始采用订单式作业，慕名而来的顾客排着队等待王秀萍的作品，“这两天才把去年的订单做完，今年的早就排满了。”
即便是在最难的那两年，王秀萍也没有忽略技术水平的提升。她反复练习着高难度的人物绣，身体部分可以完成，但最难的脸部、皮肤部分始终绣不出来。“有一幅人物绣就剩下脸部了，总不能一直放着吧？”思索良久，她带着行李来到苏州，专门学习皮肤绣法。
在苏州，这个绣法只在花费较高的高级班教授，但新来的学员一般不能直接进入高级班。为了考察王秀萍的绣工，师傅布置了作业，好在她顺利通过考验。一个月时间，一万元费用，憋着一口气，王秀萍每天四点起床，坚持到下午六七点，成了别人口中的“拼命三娘”。
学成归来，她完成一幅具有标志意义的代表作——敦煌飞天图。和女生化妆类似，绣皮肤需要逐层操作：打底、调整色彩突出明暗度，一共五步每步都细致入微，直到最后一层，包括碎发部分，需要将丝线拆分成三十六分之一使用，“光皮肤就用了30种丝线，针法主要采用乱针绣，速度快过渡自然，这是西秦刺绣的平针做不到的。”
借鉴苏绣的针法，保留秦绣特色，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当然是王秀萍的追求。与南方婉约优雅的刺绣风格形成对比，她的很多作品表现出北方的大气豪迈，比如眼神凌厉的老虎，形象高大的骏马。
为了用刺绣文化宣传千阳，王秀萍特别注意从当地社会经济中提取刺绣形象，色彩诱人的苹果、千湖湿地的朱鹮、还有标志性文物青铜器等，都极受顾客喜爱。
（本文刊发于《当代陕西》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