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革命圣地，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这里。人流如织的背后，是食品安全监管沉甸甸的责任，任务重、标准高、压力大，是这支队伍的日常。

七年前，谢文娟从延川县人民法院考入市场监管系统。彼时，她对食品流通监管工作了解甚少；七年后，她已成长为食品流通科科长、局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同事们评价她业务扎实、作风过硬。而郭长兰是一位在食品监管一线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老兵”，今年即将正式退休。

一个是徒弟，一个是师傅；一个正值当打之年，一个即将卸任归去。但她们依然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依然像从前那样：一起出门检查，一起研究案情，一起陪伴在加班的深夜。

一代代市场监管人，在这样的传承间守护着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见证者、接力者

谢文娟是延安市宝塔区人。2008年，法学专业毕业的她考入延川县人民法院。十年法院工作，她拿到了个人三等功，也赢得了广泛认可。2018年，机缘巧合，通过遴选考试调入延安市盐务管理局。不到一年，机构改革启动，又随着盐务局的监管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被分配到食品流通科。

“从盐务到食品流通，原来那点工作，一下子就变成了科室工作的一小部分。”谢文娟说，心理落差倒没有，但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光是‘农批市场’‘集中交易市场’‘食用农产品’这些基本概念，哪个管什么、哪个范围大、哪个范围小，就琢磨了好多遍。”

那一年，她37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郭长兰。

1993年，郭长兰进入质监系统。那时候，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还不少，老百姓买东西大多图便宜，很少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她记得自己刚工作那阵子，邻居们知道她在质监局上班，买了东西不放心就来找她：“小郭，你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假的？”

“那时候没什么高科技，全靠眼睛看、鼻子闻、腿跑。”郭长兰说。

2005年，她开始专职做食品监管。此后的十几年里，她从质监局到食药监局，从食品生产到食用农产品监管，岗位换了好几个，但工作重心始终围绕食品安全展开。

2019年机构改革后，郭长兰从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用农产品科科长的岗位上，调到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担任科长，成了谢文娟的直接领导和师傅。

“她个子高高的，很有气质，短发，穿长裙，特别干练。”这是谢文娟对郭长兰的第一印象。

谢文娟刚接触食品流通监管工作时，对食用农产品这一块尤其陌生。而郭长兰恰恰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她对食用农产品的风险点太熟悉了。”谢文娟说，“鱼可能有什么风险？土豆、生姜、韭菜各自的风险在哪？她都能脱口而出。一些化学的专业名词，她记性特别好，张口就来。”

“她从年轻时就开始干食品安全工作，一直到现在。”谢文娟说，“我们延安市这么多年食品监管积累下来的成绩，她就是一个见证者、亲历者。”

面对面、心连心

谢文娟和郭长兰的办公室，是相邻的两张桌子。

郭长兰是四级调研员，按级别可以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领导问过她，要不要调到阳面那排单人办公室去，她摆摆手：“不用不用，在这儿挺好的。和文娟一起，商量工作也方便。”

于是，两个人就这么对面坐着办公。“我刚来的时候，啥都不懂，遇到问题就问她。”谢文娟说，“郭处从来不嫌烦，我问啥她答啥。有些问题我可能问了好几遍，她还是会耐心地再说一遍。”

她们之间，一个用心带，一个用心学。师徒情谊的底色，不过就是“真诚”二字。而支撑这份真诚的，是她们对工作共同的责任感：食品安全无小事，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门法理与人情交织的学问。除了严谨的法条，还有太多无法写进课本的东西，比如对经营者的同理心，对复杂情况的判断力。而这些“隐形”的功课，正是郭长兰在日常言传身教中，一点一点传递给谢文娟的。

有一次，她们去城乡结合部的一家小商店检查。那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门脸，店主是位老人，识字不多，台账记得乱七八糟，角落里还放着几包过期食品。谢文娟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一项项指出问题，语气很严厉。

郭长兰在旁边听了一会儿，轻轻拉了拉她的袖子。

“文娟，你看，这个店总共就值几千块钱的东西。咱要是严格按照法律来处罚，罚得比他的家当还多。”郭长兰说，“咱把过期食品收了，好好跟他说，让他知道错在哪儿，下次注意就行了。执法要有力度，也得有温度。”

谢文娟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这件事，谢文娟记了很久。

“我有时候可能会太较真，太讲法条。”谢文娟说，“郭处提醒我，监管不是目的，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才是。有些人不是故意违法，确实是不懂，咱得教、得帮。”

“郭处的风险意识特别强。”谢文娟说，“我有时候忙起来，脑子里只有手头这一件事，但她会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提醒我哪些地方可能有漏洞。”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天接一天”的连轴转。专项整治、风险排查、应急处理……加班是常态。最忙的时候，谢文娟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九十点。

郭长兰帮不上太多具体的活儿，戴着老花镜看电脑屏幕有点吃力，打字也不快，但她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陪着。

“她说，我坐这儿陪你，要不然你一个人太孤单了。”谢文娟说，“有时候加班到很晚，她就一直陪着。”

“她就像个定心丸。”谢文娟说。

舍不得、放不下

郭长兰不觉得自己在“带徒弟”。“我俩就是经常沟通，有啥事商量着来。”她说，“她有啥想法说出来，我再看看哪条对、哪条可以补充。”

郭长兰会给谢文娟讲自己过去的故事。“她讲的那些，我都记着。”谢文娟说，“那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东西，是拿脚底板跑出来的、拿风险换来的经验。”

每年都有专项工作任务，比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谢文娟习惯从“点”上入手。郭长兰会提醒她：“你不能光盯着点上的问题，要往高处看。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制度上有漏洞？”

“她总说我着眼点太低，应该跳开具体的一个店、一个点，去看面上的问题。”谢文娟说，“作为市局的科室负责人，确实要多从统筹和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郭长兰也在谢文娟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这娃踏实、好学，有啥不懂的就及时问，埋头干活不吭声。”郭长兰说，“而且她对人好，心软。有时候遇到那些实在困难的经营者，她自己掏钱帮人家。慢慢就觉得我俩挺投缘的。”

投缘的背后，其实是价值观的契合。她们对工作都有一股较真的劲，对群众都有一份朴素的善意。

谢文娟听了说：“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人。从生活上、工作上都能给年轻人帮助。”

在谢文娟心里，郭长兰是作风严谨、富有担当、极其暖心的师傅和领导。严谨是工作中的较真，不放过任何一个风险点；担当是那句句“没事，有我在”；暖心是加班时的“我陪你”，是生活中的关照。

今年郭长兰即将满60岁，就要正式退休了。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哽咽，“说到退休，我就有点伤感。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分分合合，单位名字都换了好几个，但心里就是舍不得。舍不得质检，舍不得食药，舍不得市场监督管理局……”

但她又说，退休以后，还是会继续关注。“退休后文娟要是问我什么，我肯定还会告诉她。我就做个幕后的志愿者吧。”

谢文娟听了，没说话，眼眶有点红。

三十多年的食品监管工作，郭长兰见证了这个领域太多的变化。从过去靠眼睛、靠鼻子、靠腿跑，到现在智慧监管、快检室、扫码溯源，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但她也清楚地看到，新的挑战也在不断出现。

谢文娟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食品流通环节的新业态越来越多，法律会有滞后性，我们的监管方式也得跟着变。”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郭长兰说出了她工作多年的体会：“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监管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消费者是食品链条的最后一环，他们的警惕性和知识储备，本身就是最有效的防线。食品安全，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人人都是守护者。”

每天，无数食品从市场流向千家万户。在这条看不见的链条上，郭长兰守了三十多年，如今，谢文娟接过了她手中的接力棒。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内核之一，落在市场监管人身上，就是守护好每一顿饭、每一盘菜。一代又一代市监人，用最朴素的真诚、担当、坚守，守护着人民群众的“舌尖安全”。

（记者 李惠茹 叶建峰 冯超 布楠 马崇铭）

【记者手记】

拿到“师徒传承”这个选题时，我的内心是抗拒的。师徒传承，老掉牙的话题，无非又是一个“师傅倾囊相授、徒弟虚心学习”的套路故事，采访前，我已经在心里打好了草稿。

但在采访谢文娟和郭长兰的过程中，我的定式思维一次次被推翻。

她们没有刻意强调“传承”。郭长兰说得最多的是“我俩就是经常沟通、商量着来”，谢文娟说得最多的是“郭处从来不嫌烦”。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两张相邻的办公桌，一句句“没事，有我在”，以及那些一起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的寻常夜晚。

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市监人用心、用情、用力推动行业发展的模样。面对机构改革后的新职责、食品流通领域的新业态、智慧监管的新要求，他们没有抱怨“不会干”，而是埋头“学着干”；没有选择“差不多就行”，而是一丝不苟地守住每一条底线。郭长兰用三十年诠释了什么叫“干一行爱一行”，谢文娟用七年证明了什么叫“从零开始也能独当一面”。

也从她们一次又一次红了的眼眶中，看到了真心与真情。所谓传承，不过是一个人干了一辈子，又把另一个人领上了路。所谓守护，不过是一群人站好一班岗，再把“接力棒”交给下一群人。

有她们在，我们安心。